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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考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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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伯斯庇尔的手,和菲利克斯的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
    菲利克斯觉得对方的手不大,软绵绵的,有些湿冷。

    “通过革命战争,将革命的伟大和恐怖送给国内外的敌人。”罗伯斯庇尔请求道,“对旺代的叛乱打击必须要雷厉风行。”

    接着,所有委员,也包括乔治.丹东,都举起了酒杯,齐齐庆贺,庆贺粉碎掉疯人派和埃贝尔无神论分子的“辉煌胜利”。

    大家也都沉痛地表示,不幸遇害的革命宗师让.保罗.马拉必须要享受国葬待遇,他的心脏将会被取出,装在瓮中,和米拉波的遗骨一样,摆放在先贤祠里,得到国民的景仰供奉。

    让.布格连曾想要回到巴黎,为马拉取出心脏来,但却被菲利克斯给回绝掉,“艾蕾在家待产,需要你的陪伴。”

    于是妹夫也只能作罢。

    芽月的月底,马拉和科洛盛大的送葬队伍,从科尔德利埃老街区出发,参加的人群数量足有五万,不亚于米拉波伯爵的葬礼,浩浩荡荡地向先贤祠而去。

    可是在马拉棺柩的后面,一群警察却将科尔德利埃俱乐部彻底封闭,街区公社委员当众宣布,这座修道院的地产将收归国有,准备用来建起所中学。

    另外马拉毕生呕心沥血创办的《人民之友》,也不再继续发行,大部分排字工和零售商,被罗贝尔夫人和劳馥拉的《两性友爱报》收并,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巴黎市政厅的宣传喉舌,负责宣扬“救国委员会集权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,并针对大不列颠反动的《太阳报》和《反雅各宾》报刊,发起强硬的论战。

    罗伯斯庇尔对此非常满意,他专门签署法令,给《两性友爱报》拨款三万里弗尔,从此政府宣传口便归这份报纸,《致选民信》则主张用来宣传他的那套公民美德和至高主宰论。差不多同时,劳馥拉.赫尔维修斯真的得到了份“官职”,即“共和国海外宣传委员”,这姑娘以“法兰西贞女”自居,每年从市政厅财政里能获得两千两百里弗尔薪水,还有三万里弗尔的“特务活动经费”,她在市政厅大厦的一层还有个办公室,正式开始了腾飞的道路。

    疯人派和无神论的惨败,在历史上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

    就宗教的角度来说,其和法兰西革命时代的政治息息相关。王政时代,以罗马圣彼得教宗为主人的传统教会,曾也是反对路易十六的代表力量;当革命推进到攻陷巴士底狱及制宪会议后,冉森派教士开始成为鼓吹君主立宪制的主力。

    而疯人派们所信仰的“无神论”,其实是霍尔巴赫的社会唯物主义(霍尔巴赫男爵,唯物主义圣经<自然的体系>作者,他死于1789年),当然无神论只是疯人派的旗帜,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探询的话,就不难发现,以街区公社无套裤汉为主的疯人派,追求的是“城市无限自治”,带着很强的无政府主义色彩,因城市自治往往和集权政府理念严重冲突,故而无神论,实则就是反对尊崇和服从任何权威,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,无论是天国的还是俗世的,都加以抗拒反对。

    至于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救国委员会呢?它所信奉的“至高主宰”理念,实际便是法国美国不少人信仰的(包括富兰克林博士)“自然神”,这种“主宰”便是要求整个国家必须服从某个集中意志,外在的政治表现,就是国民公会企图建起个立法、行政权力一体的集权政府。

    所以我们不难明白:任何革命,既是政治的剧烈冲突,也是思想体系的动荡不安的表现。

    当花月刚刚开始时,丹东就来到德穆兰家在巴黎郊外的农庄,建议他停办《老科尔德利埃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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