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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宗篇3 率宾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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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bsp;  “你回来得甚是从容,但你多带了一样东西!”刘暧眼神已然不带丝毫感情,爆着粗口道:“真想把你的猪脑拧下来,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!”

    愚蠢怯懦的刘蔚被带走了,但麻烦与愤怒却带不去,刘暧的心头也不禁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见刘暧郁愤难填,一旁的主簿不由出言劝慰,然而,这反倒让刘暧更加失态。

    在失望与愤怒背后,是刘暧深深的羞愧感,他甚至有抽自己几巴掌的冲动,暗骂自己瞎了眼,失了智,竟然将一草鸡视作凤凰,将一庸才视作能才,这种前后对比给刘暧心理上造成的落差,才是最让他难受。

    实在是,此前的刘蔚太具欺骗性了,进士出身,幕府多年,思路清奇,能言善辩,遇事常有“惊人”见解,也不是没有地方为政经验,最高曾做到汾州判官,在雍熙朝多少也沾点“改革干才”的边。

    刘暧自开宝末期起,开始进入中枢,参赞国政,前后近二十年,提拔了不少人,出挑的并不算多,而刘蔚是他十分赏识的人之一。

    如今看来,却是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,这样的结论,刘暧是越想越心伤,越想越生气。这还就罢了,还得收拾这蠢材留下的烂摊子......

    可以想见,在翌日政事堂的例会上,刘暧是怎样一种尴尬的心情。刘蔚弃官逃京之事,是不可能不被提及的,如攻击性向来较强的寇准便含沙射影地向刘暧询问起处置意见,若非张齐贤打圆场,刘暧很可能被搞得下不来台。

    当然,就和刘暧此前思量盘算的一般,比起一个小小的刘蔚,帝国中枢的这些高官重臣们,更加在意的,还是此事背后透露出的东西。

    刘蔚的逃归,倒也不是全无意义,至少让中枢的掌权者们清晰地知晓一点,那就是朝廷对率宾府的统治,很可能已经是名存实亡。

    实事求是地讲,大汉的这些辅臣们,打心里未必有多在意率宾府,毕竟太远了,陆上地形复杂,交通不畅,环境恶劣,海上则远隔重洋,还隔着高丽、日本二国。

    即便那里文明成长迅速,在安东权贵及周边商贾的发展下已然十分繁荣,并且成为东北亚地区有数的贸易港,但于大汉帝国而言,还是个偏远边地。

    若不是世祖在当年划分封图时留了一笔,导致帝国舆图、朝廷籍册上始终有其记录,只怕几十年也不会有人主动提起那里。就是这样,仍旧属于被忽视的地方,而仅有的关注,也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安东国,以及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安东王......

    诚然,率宾府在朝廷内部的地位很低下,或者说几乎没什么地位,也只有安东国那边才当个宝。但即便如此,你安东国也不能抢,暗地里小动作也就罢了,你不能做得明目张胆。

    正常情况下,即便仅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统治,也尽可睁只眼闭只眼,盖子被捂着的时候,那就不存在问题。而“刘蔚事件”,恰恰把盖子掀开,把矛盾暴露出来了。

    不管刘蔚有多无能,举措又有多不当,你安东国把朝廷制命的知府给赶跑了,这就是挑衅、对抗,严重点说你有不臣之心也不为过,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    同时,这些年安东国那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,尤其是辽东道与安东交界地区的官民,更是怨言重重。总得来讲,就是安东国那边太霸道,从官方到民间皆是一致,许多辽东士民都在与安东的交流、贸易中吃了亏。

    并且,吃了亏还没出说理,毕竟人家能抬出安东国与安东王,交界州县的官民一般情况下连布政使都请不动,更遑论请朝廷评理。在这种问题上,官僚的妥协性一览无遗,毕竟闹大了,首先没好处的就是他们。

    早些年的时候,不管是宋雄、慕容德丰抑或是后来的郑起,都是治边抚民的好手,坚守底线,维护辽东官民的利益,对安东那边不守规矩的行为严厉打击,对那些过分的要求更是严词拒绝,因此矛盾还不明显。

    但是近些年,尤其是太宗驾崩后的这两年里,安东那边却是越发不知收敛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又出了率宾府这么一档子事,朝廷这边的当权者们都清楚,必需得拿出点措施来了。

    否则,再让安东肆无忌惮下去,中枢的权威,辽东的民心,都将遭受重创,而反噬的恶果,最终极大可能还是落在他们这些当权者身上。

    在这件事上,刘暧与宰相们迅速达成共识,然而具体的措施却有异议。李沆建议遣使安东,对安东国进行申饬,同时就安东与诸边经济往来爆发的问题进行协调,甚至可以采取戒严边市、加强管制的办法给安东施压,总之要对安东国进行约束......

    李沆的意见,寇准直接表示反对,并且批评其太软弱,在寇准看来,这样的举措有如隔靴搔痒、扬汤止沸,非但不能约束住安东国,反而会令其小觑,这是一种露怯的作为。

    安东国那边岂能讲理的地方,安东若是遵制守法,安东王若是愿意约束治下士民,就不会有如今这么多麻烦事了。

    因此,寇准最终给出了一个极其强硬的建议,派遣干吏前往率宾府接任是必需的,并且此次不能像前任刘蔚那般只带着敕命与官凭去,必须得有更强力的支撑。

    而寇准嘴里的强力支撑,则主要指两方面,其一是把率宾府那边的轮戍官兵全部撤换,由朝廷另则一千官兵,陪同新知府上任。其二则是,从东海海军派遣一支舰队,以训练为由,护送上任。

    然后才是朝廷遣使前往安东,强调法统,宣明态度,而不是什么“商讨”、“协调”......

    政事堂的众多宰相中,寇准的资望最低,年纪也最轻,还不足五十岁,并且性情上招人厌恶,作风上惹人非议。但是,在一些事情的认知与问题的判断上,从来都是清楚明确的。

    而作为太宗钦点的“末进辅臣”,寇准的立场也格外坚定,在维护中枢权威的问题上,也必然强硬。

    最终,寇准的意见得到采纳,实在是这件事的性质摆在那里,宰相们也被事态逼得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。

    由此,也开启了帝国中枢在对封国关系以及处置封国事务的一个新阶段!

    而要实现寇准的计划,枢密院是避不开的,调兵遣将的事情,还得由枢密院出发。

    有一点必须要提,不管这两年朝堂如何风云变幻,争斗不休,都还没有牵扯到枢密院以及其所代表的军权。

    军队的问题从来是敏感的,在这个问题上,各方势力都克制着,每人敢轻易越雷池。因此,帝国军政事务,依旧以枢密院为核心,由李继隆、杨延昭、郭仪、马怀遇等将帅及其背后藏龙卧虎、盘根错节的军功集团所掌握。

    就和掌握政权的辅臣不敢轻易触犯军权一样,军队系统也同样不敢逾越,这同样是体制决定的,那套既有的运转了几十年的规则,至少从意识层面严格地约束着所有人。

    军队权力的尽头在于皇帝,而如今大汉帝国的皇帝,还没有学会怎么运用他应该掌握的权力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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