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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宗篇6 倒吕风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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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懂的先贤教义吗?

    只不过,这样的办法终究是有上限的,上千年发展传承下来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统,可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真正扭转的。别看“专科制举”发展得如火如荼,但那些表现踊跃的士人,更多的只是为迎合统治者,其目的是为了当官享权,是为了实现个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志向而采取的权变办法。

    一旦当权者想法发展转变,政策一改,读书人抛弃身份,转变立场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

    同时,不论世祖还是太宗,对于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又不可能真正放弃,至少从思想上,那是极其符合刘氏天下统治的。

    因此,从科举选材、治国方针,到帝国体制乃至思想观念,帝国上下是一直有所拉扯的,尤其是文化教育界以及政坛官场,更是激烈,只不过,过去有世祖、太宗这样的强人皇帝,足够控场,压制住矛盾,等到平康时代,情势就不一样了。

    以李沆、吕蒙正为代表的一干文臣,发起对现行举士制度的冲击,正是基于帝国在体制矛盾的背景,在众辅当国的格局下,才面前具备一个策动的条件。

    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,即便是寒门出身的吕蒙正,也属于“权贵”,是真正实现阶层跨越的统治阶级。他们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,实则就是对一大批既得利益权贵的挑战,甚至可以说是背离自身阶级的一种行为。

    也正因如此,是可以将李、吕二人与一般争权夺利的官僚大臣区别对待的,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主张,基本秉持一颗公心为国谋事。

    而在政事堂中,张齐贤是尚书令,他最大的职责是维护朝廷的稳定与维持朝政的运转,他是太宗旧臣,雍熙之政同样凝聚着他众多心血,因此张齐贤在朝堂更多致力于对太宗各项政策的延续与维护,在个人志向方面,反倒不如青壮年时期有诸多主张。

    相比之下,李、吕二人算是坚定的“改革派”,也是紧密的政治同盟。因此,在吕蒙正受到攻讦的时候,李沆也是最坚定地维护他的。

    同样的,“倒吕派”的力量同样强悍,宰堂上有王玄真、徐士廉,而朝堂之外,则有京畿布政使刘继昌,当然,刘继昌的主要目的,则是为了自身的权位考虑,毕竟,前者正是吕蒙正压他一头,登居天官。

    同时,鲁王刘暧在此事的态度上,也很暧昧,最主要原因在于,李沆与吕蒙正这二人的政治同盟,在朝中影响力实在太大了,不只是二人本身的名望,还有财政使与吏部两个实权重职的加成。

    一个管钱袋子,一个管官帽子,两者还是同党,短时间已经展现出巨大威力了,若是时间久了,朝廷还不由这二人说了算?因此,必须得把“李吕同盟”给拆了,就和皇帝刘文澎的考量一般,刘暧也觉得,没有辅臣光环加身的吕蒙正,更容易对付些。

    从皇帝到宗室,再到宰相重臣,己方势力一一下场,参与到“倒吕”行动中来,这样局面,即便吕蒙正再廉正,“李吕同盟”再强大,也是扛不住这等压力的。

    结果,也是可以预见的,几乎从丁谓上表弹劾开始,就已经注定了。

    不过,吕蒙正此人,在道德上是几乎找不到什么瑕疵的,个人言行也从来突出一个“正道”,满身正气,宽简至公,对容易出现问题的家人、亲戚也一向管束到位。

    因此,要从吕蒙正本人身上找毛病,是很困难的事情,但是,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”,有必要时,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,何况找几个吕蒙正的短。

    而最具攻击性的,还是丁谓抓住的那个点,用人徇私,还能扩展出一个“欺君”的罪名。

    关键就在于吕蒙正对当年“二十八臣”的起复任用,差不多有二十年过去了,当年遭贬的“二十八君子”,活下来的除吕蒙正外还有七人,至少都被提拔到州府级别。

    而这些人,在二十年前,可是世祖皇帝钦点的罪臣,贬黜流放,吕蒙正如此做法,就是在背弃“世祖之志”,这不是欺君是什么?

    当然了,这样的说法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,罪名也加得有些牵强附会,但这些都不重要,世祖当年的意志并不重要,太宗对吕蒙正的重新提拔任用也不值得一提,关键在于,有那么多人,有一股股强大的力量要把吕蒙正打压下去。

    于是,时隔二十年,一代名臣吕蒙正再度因“废黜皇城司”而倒台,倒没有一撸到底,而贬到江南太平州任知州,算是还维持了一点基本的体面。然而,以吕蒙正的年纪(年六十四),还有那不那么健康的身体,几乎宣告了他彻底的谢幕,即便还有一个知州的职位,但政治前途已然彻底凋零。

    取得大胜的“倒吕派”则还不罢休,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李沆,给他安一个“结党营私”的罪名,如此一来,事态可就在“吕蒙正案”的基础上又严重了一层。毕竟,李沆可是名正言顺,在广政殿排名前四的受太宗遗命的宰辅。

    此议一出,震动自然更大,不过,当那些表露出苗头的时候,尚书令出手了,他坚决地维护李沆,或者说,他坚决地维护太宗遗命与雍熙之政。在尚书令的强力干预下,才没有把这场纷争闹大,把李沆也给装进去。

    然而,倒了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盟友,就是对李沆以及他为首的一派文臣势力最大的打击。

    发生在平康二年冬季的这场“倒吕”风波,对大汉帝国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。

    从个人角度来说,首先皇帝刘文澎第一次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,皇权开始不断复苏,“蒙尘”的皇帝逐渐觉醒。毕竟,一出手就打掉了一个宰相。

    同时,从刘文澎的视角来看,他似乎把宰辅们想象得太强大了,且不提他们各自之间的矛盾与龃龉。更为重要的是,皇帝发现了一个问题,他想撬动朝中局势,似乎只需要一道诏书即可。

    纵然太宗钦定的那些辅臣不好妄动,但其他人呢?至此,皇帝刘文澎才真正开始意识到,皇帝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,帝国体制赋予他的权力究竟为何物......

    于王玄真与徐士廉而言,则是保住了皇城司,维护了成制,守卫了皇权。

    京畿布政使刘继昌,则终于登堂拜相,晋位吏部天官,这一回,则没有人成为他的阻碍。

    还有知制诰丁谓,由此外放开封府,成为东京判官,掌握近两百万人口京府的司法大权。

    当然,对丁谓而言,最大的意义在于上达天听,同时又一次见识了殿堂之高的激烈斗争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。对于后期只能谨小慎微地坐看大佬们斗法的丁谓而言,在认识到自己卑微的同时,也对更高的权势充满了无限向往......

    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“倒吕”风波,此事对大汉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辅政格局,造成了剧烈冲击,原本的格局,随着时间的流逝,伴着人心的不满,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。

    同时,帝国上层之间政治理念与权力之间的斗争,也越发趋于复杂化与激烈化。

    就在平康二年腊月十四,都察使王玄真便被排挤出宰堂了,动手的是李沆,促成的是尚书令张齐贤,以漠北不宁为由(乃蛮部与漠北契丹冲突愈剧,攻伐频繁),需重臣前往山阳坐镇调控。

    王玄真被安排了一个山阳巡抚使兼漠北安抚使的职位,至少在地方,实权还是很重的。

    但同时,王玄真去朝,也意味着又名钦命辅臣的非正常离开,这是政局变化最显着的体现。

    紧随其后的,便是各方势力下场,对都察使这个重职的争抢。整个雍熙时代,都是帝国监察系统大扩张的时代,到雍熙末年时期,已经是政务部司中仅次于吏部、财政司的衙门了。

    而为了这个职位,各方势力争得是头破血流,甚至发展到鲁王刘暧、尚书令张齐贤联合都压制不住的地步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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