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我来说,2020年就像一场很长很长的梦。我在这一年遇到了无数无数新的事,遇到了无数无数新的人,而它们和他们,都是那样的特别,我始终在怀疑,是否会像那一年一样,改变了我的一生。
年初,我只是带着一种“归乡”的心情和老哇一起回家,也确实平安到家了。但是,就在几天后,疫情到来了。
实际上,起初疫情发生时,我的父母都并不在意,甚至还想着要去参加镇上的庙会,新年也确实和往年没有什么不同。说起特别,也只是因为我是和在武汉上学的老哇一起回家有些担心而已,不过这样的担心也马上消失了,毕竟我和老哇都算无事。在意的,反而是我和姐姐,每天关注着疫情消息,一次次提醒父亲外出上班时刻注意,但是父母也是一种不太在意的态度——我们都是经历过03非典的人,这又有什么好怕的呢?
而事实呢?显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了······
前期我和姐姐像教育孩子一样一次次和他们强调疫情的危险性,而之后,我们又一次次安抚过度紧张的他们,我和姐姐都觉得,我们,就像是在做着曾经他们对我们做的事。
那一段时间,我们都留在了家里,多少有些烦躁和焦虑。
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很多计划,包括我的驾照,老家的新宅子,我们的出游。我们所能做的,也只是静静待在家中,围着一盆火,旁边摆上切好的饵块,再打开久久没有打开过的电视机。
一家人就是这样坐着,或吃吃,或聊聊。
也是那个时候,我才了解到家里更多的过往,了解到了更多父母的趣事。
我从来不觉得坐在火堆旁听老一辈人絮叨是一件麻烦事,特别是听那些和自己足够亲近的老一辈人。他们或许不善表达,言辞或许不够优雅,甚至可能思想也与我们完全不同。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认同,而是倾听。
足够亲近自己的老一辈人对你说的话,多半不会是假话,而且多半是希望你听进去的话,或许没有逻辑,缺乏深度,但是绝不是无情感的空话。
我听了下来,记了下来,于是才有了悠悠人的篇篇文章。
但是真正值得说的事情倒不是这个,而是五月份之后的事情。
这一年另一个重要的事,是脱贫攻坚。我的父亲、母亲和姐姐都是在这件事情上躬身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。但这其实并不奇怪,我们的家乡,乃至我们国家,都不缺这样的人,这样的家庭。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绝对有意义的事情,并不需要太多高大上的理由——只是因为,我和我的家庭都是农村生的根,发的芽,只是恰巧足够幸运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我们很幸运,但是绝对有不是那么幸运的人。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多年后我们回忆这个时代的一个历史缩影,但是绝对值得回忆——每一个历史伟绩都是这样,无数的平凡人做着平凡事,然后把这一件件平凡的事情汇成奇迹。
我的父母和姐姐都是事业上极度负责的人,而具备农村工作经验的父亲更是如此——平实地像一头老牛,什么重担都会往身上抗,然后就默默地,向前走着。
他在乡下待了两周,一直没有回家。五一小假期,他总算有些时间回来了,但是姐姐那边工作忙,没有时间回来,所以五一前一天傍晚就是我和父母三人吃饭。
父亲突然间说,最近有些奇怪,莫名其妙地力乏,还有些尿黄,但是也没什么不适。
我头都没抬起来,问着是不是太累了,还一边说着就不要那么拼的话。我是没有太在意的,毕竟这样长时间在乡下工作几乎是我父亲十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,哪怕后来进了城里,他也受不了那种城里的风气——这是我和他稍稍不同的点。
“倒也没有做啥啊······”
“你脸怎么那么黄啊?”
母亲突然说,这时我才抬起头细细地看他的脸。
“黄吗?”
他掏出手机开始照自己的脸。
他的脸色确实有些黄。
“明天去医院看看。”
母亲说的很平淡。
“啥时候还去医院,这疫情,我不敢去医院······”
“那啥时候去?趁着五一假期我有点空,陪你一起去。”
他犹豫了一会儿。
“行。问题不大就不管了。”
“看了再说。”
他想了想,又拿出手机看了看,放下了。
继续吃饭。
第二天上午,我多睡了会儿,母亲已经带着父亲去了,比我们说好的早,也没有叫我······可能是觉得这个时期的医院始终有些危险,能少去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吧,父母总是这样的,我没有多在意。
到中午时候,我迟迟没有等到他们回来,打个电话过去,他们说有些事,不回来吃饭了,我也没有多想,自己准备了午饭草草吃下,午睡去了。之后,我被妈妈和姐姐翻箱倒柜的声音吵醒了。
父亲住院了。她们是这么说的,早上医院人比较多,等了好一会儿才等到门诊,当父亲进去后,医生就被吓到了,很明显的黄疸,需要住院观察。父亲也没多想,背着个包笑嘻嘻地就跑到了住院部办住院手续,住院部医生一时还不知道谁是病人。
他们处理完那边的事,母亲就回来收拾东西了,恰巧姐姐回来了,她们就一起。母亲没有叫醒我,是因为今晚就要我去陪父亲了。她们都忙,我只用上上网课,而且很多事情也是我来得方便——他也绝对不会让母亲和姐姐守他的,甚至我他都想撵走,倔得很。
这次,他住进了消化内科。出现黄疸的原因很多,需要细细排查,我们把东西都给准备好了。
“今晚我留这里陪你吧。”
我说。
“你?你在这干啥?不上课吗?”
“五一放假。”
“那放假完呢?”
“再说嘛。”
他撅了噘嘴。
“你在这,谁守谁?”
我笑了笑,不回答,他就是这样,嘴上很不饶人,但是你只要硬留下了,他也没办法。
我就这样,晚上就在旁边铺张简易行军床,陪着他。
第二天开始做检查,而检查那些天基本就是我跟在他后面跑上跑下,已经年过半百的人,走起路来丝毫不比我差。直到胃镜那一天,他才稍稍安分一点——其实,他挺怕疼的,他选了无痛胃镜,需要麻醉,全麻,而且检查后麻醉依然不过,需要家属陪同。全麻之后人是不太清醒的,他就像年轻时喝醉了那样,刚刚睁开眼就叫着什么,两三个字往外蹦,但是不同于那时候,他的嘴唇也是麻的,吱吱呀呀说了半天,很难听清楚。
又过了会儿,他终于清醒了。
“呼,麻。”
“现在好些了吗?”
“好些了——皋,我猜我知道我这病是怪(因为)啥了。”
“因为什么?”
“年轻时候喝酒喝太多了,可能肝上有些问题咯。”
“听医生的,我们不乱说。”
那时,我觉得肝上的问题,就是最大的问题了。而后来,真的希望只是肝病而已。
第七天,医生把我和母亲叫了出去,说胃镜取样结果出来了——情况不容乐观,我们可能要转科室,要转到消化外科,具体的,那边会说明,而外科,在另一个院区。
我和母亲怀着一种极其忐忑的心情,和父亲坐上救护车,前往了新院区。这里安静了些,但是,也冷清了不少。
又是两天之后,那天晚上,父亲的主治医师把我和母亲带到了病房外的办公室,他的办公桌前。
“最后结果出来了。”
他说的很冷静。
“有两个方案,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。”
我没有听完这句话,仅仅听到前五个字,就几乎跪倒在了地上。很难用文字描绘出当时的那种感觉,只是觉得,胸口很痛,痛到窒息的那种感觉。那一刻,泪水是控制不住的,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,我向来担心的母亲却没有哭,而是红着眼眶,问道。
“哪两种?”
我和母亲把结果告诉了姐姐,电话那头的姐姐久久默默无声,而后用带着抽泣但是强忍住的声音问。
“爸他知道了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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